最近一個月，遼寧大學法學專業的大二學生徐石(化名)過著“與世隔絕”的日子。手機信號時有時無，學生宿舍不見其人，偶爾聯系上他，伴著機器的轟鳴聲，電話那頭就會傳來他低沉的聲音：“我在干活兒，上班時間不讓接電話。”

　　今年暑假，徐石參加了一次與眾不同的“大學生暑期三下鄉”活動。他沒有拿著調查問卷到處求人抽空填寫，沒有走馬燈似地在農村挨家挨戶找人聊天兒做調研，也沒有扛著大旗進社區宣傳法律知識。這一次，他悄沒聲地摸進廣東東莞的一家知名電子工廠，當起了一名流水線操作工。

　　“對‘血汗工廠’的理解從紙面上變成了親身體驗。”這段時間，徐石幾乎每天從早上8點工作到晚上10點，沒有雙休日，只有不停地加班。拿著離崗證去上廁所的時間，成為他一天中最愜意的時光。

　　從2011年開始，每年寒暑假，都有50名來自全國各地著名高校的在校大學生經過層層選拔，通過深圳藍衣工人合作社進駐深圳、東莞的大大小小數十家勞動密集型工廠，在流水線上體驗農民工生活。

　　這一行動，被稱為“一流的頭腦往下走——大學生寒暑假進廠實踐調研夏令營”。主辦方希望借此培育一批對農民工有深層次了解的未來“高知”，并期待他們未來在更高層次上為農民工權益保護事業出力。

　　與主辦方的期待相對應的是，在流水線上作業20多天后，那些主攻法律、勞動關系、新聞傳播等專業的大學生們發現，任何形式的維權努力在一些工廠的冷酷現實面前都顯得蒼白無力。

從“我要教訓一下這家工廠”到“但求順利離開”

　　從進入東莞工廠的第一天起，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微博]勞動關系專業大三學生小米就表現出與眾不同的氣勢來。凡事她都會比別人多問幾個“為什么”，遇到一些不合理的事兒，她還會列舉出一連串法律條文，“這明顯違法”。

　　身邊幾個偶爾拿她逗趣兒的工友們恐怕不知道，這個其貌不揚的小丫頭“背景強大”。在藍衣工人合作社提供的資料里，記者找到小米那份驕傲的簡歷——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關系、武漢大學[微博]新聞學雙專業，帶領支教組100多位同學進行支教活動24次，領導部門11名干事將愛心社社刊《愛心小報》改版并刊印，領導勞動關系協調實驗組8位組員在22天時間內做出一份長達40頁的招聘方案，組建臨時劇組打破傳統用情景模擬的方式展示方案。

　　小米進工廠前，3個剛剛離職的女孩提醒她“干活很累”、“辭工很麻煩”，她當時信心滿滿地告訴她們：“我就不信這里還能把我給累死！我就要堅持到最后，然后在辭工的時候好好磨磨法律這把刀。”

　　她決定要“好好教訓一下這家工廠”。然而，近一個月下來，當教科書上的違法案例真真切切地一件一件發生在她自己身上的時候，她的心感到一陣陣“疼痛”，卻無能為力。

　　“明明知道違法，明明知道按照法律程序、條文應該要怎么做，最后還是被人牽著鼻子走，不停地發現違法，不停地發現自己無能為力。”小米說，自己所有的時間都用在了上班和睡覺上，為自己維權的過程，其實就是一次次妥協的過程。

　　生產組長給每人拿來一份加班申請表，小米明知不合法卻只能乖乖簽字；打電話向勞動局投訴，幾句敷衍的話就把她給擋了回來；被要求義務加班，她又沒勇氣甩手不干。直到最后，決定辭工，她又不得不面對被企業克扣工資的窘境。

　　離開工廠前幾天，她在日記本上記下這樣一段話：在廠里一個月，自己已經沒有了任何斗志，只要能順利離開并且拿回差不多的工資，我就已經很滿足了。

　　記者注意到，她的日記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就是“崩潰”二字。令她崩潰的不是每天十幾個小時的高強度加班，而是面對工友求助自己卻無能為力的感傷，對自己無奈簽字所展現出的懦弱的憎惡，對一個有幾百名90后年輕人卻“死一般寂靜”的工廠的惶恐。

辭工風波

采訪中，記者發現，幾乎每一名進入工廠做工的大學生在離職時都遭遇了“

　　辭工風波”。與對法律知識幾乎一竅不通的90后工友相比，在企業對辭工者侵權的問題上，懂法的大學生們在為自己維權時，只是多了一個“依法掙扎”的步驟。

　　“工廠不是說來就來、說走就走的。你們走了，誰來開工？”在與人力資源部門主管對上話以前，濟南大學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學生王琦(化名)已經手舉勞動合同、裝著滿腦子《勞動法》有關辭工的規定，分別與生產班組組長、生產主管、部門經理、產品廠長等4人交涉過，這些人面對王琦帶來的法律條文和解釋“裝作沒聽見”，“任我用各種方法，都對我視如空氣”。

　　王琦介紹，每個工人第一個月的工資都會被壓在工廠，這也正是辭工難的最主要原因，“很多人為了走，只能自離(即不通知工廠，自行離崗曠工超過若干天，一般由公司制度具體規定，記者注)，也就拿不到這3000多元工資了。”

　　與人力資源部主管程女士的交涉頗為“神秘”，王琦被單獨叫了進去，并且被要求不能帶手機。在得知王琦是在進行“大學生暑期社會實踐”，并要撰寫調研報告時，程女士松了口，“如果實在要走，就拿出開學證明或實踐活動證明”。

　　王琦的回答頗為“學院派”，“我可以提供活動證明，但是這卻不是我必須要做的，我保留我的異議。”說這話時，她其實自己心里也沒底，“這些其實都是廢話，要不是因為我身份特殊，如果是個普通工人，就算懂法，也根本不可能談到這一步。”

　　與王琦相比，山東理工大學廣告學專業的王同(化名)在與工廠“說理無門”的情況下，校媒記者出身的她，選擇“制造噱頭吸引新聞媒體的聚焦”。

　　在深圳地鐵站，王同和幾個維權無門的大學生一同身穿藍色工作服，打扮成僵尸和瘸子的模樣，用行為藝術的方式示威，“沒有法律的保護，我們就是行尸走肉，就是瘸子”。

　　“我要把我所懂的法律知識，都告訴工友們。”一個月時間，王同每天只要一有空就在宿舍開“法律講堂”，拿著一本《勞動法》，她一條一條地給工友們講解如何用法律武器維權。她一度覺得，自己在火車上站了27.5個小時從山東到深圳，做的最有用的一件事就是教工友們維權。

　　然而諷刺的是，待到離開時，她自己的合法權益都難以得到有效維護。

主辦方：能堅持做滿一個月的人不到一半

　　藍衣工人合作社總干事何忠洲在每一期實踐活動結束后，都會一對一地向參與者提問，他問得最多的一個問題是，“你們覺得自己和工廠里的工人們有什么區別嗎？”他聽到最多的回答是“沒什么區別”。

　　“一流的頭腦往下走”行動開展兩年多來，何忠洲見多了學生們從“斗志昂揚”到“萎靡挫敗”的改變，“這正是我們預計的結果，想讓學生們看看現實有多么殘酷，讓他們重新認識新生代農民工這個群體。”

　　何忠洲告訴記者，這項活動迄今共有200名學生參加，而其中能堅持下來，干滿一個月的學生大約只有不到100人，“有的人在這里找了一圈工作，沒找到就走了；有的人進工廠看了一眼不滿意就走了；還有的人干了幾天，實在受不了就走了”。

　　與“堅持者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藍衣工人合作社每期招收50人參加該項目，每次報名人數都超出預期。比如第一期，140人報名，但最后入選的50人中只有10余人堅持下來。

　　據悉，藍衣工人合作社僅負責對學生進行入職前培訓，如告訴學生維權手段、農民工生存狀況、調研要求等，具體到找工作等事宜，均由學生們自己結對，自行與企業聯系、簽約。

　　“想讓他們體驗真正的社會調研。不是以一個機構的名義把他們統一派下去，否則會有特權、吃小灶之嫌，接觸不到真正的工人生活。”何忠洲說，這種做法頗具爭議，有的學校規定學生一律不準參加這個項目，但有的學校則非常支持，鼓勵學生參加。